每日觉察故事

她在清晨五点四十七分醒来，不是被闹钟叫醒的，是被一股说不上来的躁动。窗外的天还没全亮，那种灰紫色的，像有人在天空上泼了一杯还没搅匀的蓝莓牛奶。她翻了个身，手机萤幕跳出来的是昨天存的那张机票截图，台北飞清迈，单程。

凌晨三点十二分，整栋公寓只剩下他厨房的灯还亮著。流理台上摊了半包面粉、两颗鸡蛋、一块已经在室温放了太久的奶油，还有一个他完全不打算遵守的食谱。他叫维恒。

那天傍晚五点四十分，她在等红灯。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十字路口，车流的声音像一条混浊的河，人行道上的讯号在倒数，红色的数字从二十三跳到二十二。她盯著那个数字，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劲。

她的冰箱永远是满的。不是那种精心整理过的满。是那种什么都有、什么都多买了一份、过期的东西压在新的下面、门一打开就有东西要掉出来的满。

他的行事历长得像一张被子弹打过的靶纸，每一格都被占满了，没有一个洞是他自己的。礼拜一，老板的周会。礼拜二，太太的牙医。

那间书房在四楼，门锁坏了很多年没修。她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十七岁，跟著外公的背影。外公的背微驼，走路的时候左脚比右脚慢半拍，但他推开那扇门的动作永远是稳的。

她在傍晚五点四十分听到他倒水的声音。厨房的水龙头有一点松，关的时候要多转半圈才不会滴。这件事她说过十一次了，他每次都说好，然后继续用他的方式，转到差不多，让它慢慢滴。

正午十二点零三分，他站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，引擎盖打开，白烟从里面冒出来。他已经赶了四个小时的路。从台中到台北的会议，原本算好两个半小时到，但他还是提早出发，因为他这个人不允许自己迟到。

下午一点半，她把第四箱矿泉水搬上了五楼。她的腰已经在三天前拉伤了，但她不说。她用棉外套把护腰带包起来穿在里面，不让任何人看到。

他在清晨七点十五分醒来的时候，房间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这让他非常不安。他的手机被他自己关了，昨天晚上。

她在抽屉里找到一张五年前没用的电影票，是前任约她看的那部她不喜欢的片。不是刻意翻出来的，是她在找回纹针。抽屉很乱，什么都有，过期的折价券、不知道哪支笔的笔盖、一张写了一半的便利贴，内容是“记得买牛奶”，但她已经不喝牛奶三年了。

她在超市把一盒被压扁的草莓放回架上，然后拿了一盒漂亮的。排队的时候她一直想著那盒压扁的。不是心疼草莓，是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个很小的、很自动的选择，她把不完美的东西推开了。

他挂在单杠上挂到手脱皮，教练在底下什么话都没说。健身房在地下一楼，空气不太流通，有汗味、橡胶地垫的味道、还有隔壁瑜珈教室飘过来的一股淡淡的花香。他叫承恩。

她把那件穿了十二年的外套拿去回收，在门口站了五分钟又折回去拿出来。第二天她又拿去了。这次她没有回头。

她永远不是加班到最晚就是请假一整天。同事说她像开关坏掉的电灯。她叫品妤。

他戒烟戒了第十一次。前十次他记得很清楚。第一次用意志力硬撑了三天。

她租了五年的套房漏水。房东说下礼拜来修，一拖就是三个月。第一个月她用脸盆接。

她在深夜的急诊室等抽血报告。急诊室的灯是那种让人显老的白色日光灯，照在皮肤上每个毛孔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她坐在塑胶椅上，椅子是冷的，背靠墙，墙也是冷的。

她总觉得同事在背后说她坏话。因为茶水间每次她走进去就安静了。她叫家瑜。

她在尾牙上被叫上台唱歌。她说她不会唱。同事把麦克风塞到她手里。

手机闹钟响的时候他按了延后。延了六次。第七次他没有按。

她把最后一箱研究所的笔记搬进储藏室。六年的字迹从工整到潦草再到工整。第一年的笔记是用三色笔写的，重点用红色、补充用蓝色、自己的想法用绿色。

林静宜，三十四岁，企划主管。她已经连续七天没有在十一点以前关灯了。不是因为加班，是因为关灯以后脑袋反而更吵。

陈安琪，二十九岁，行销专员。她的浏览器有二十三个分页，其中八个是教你怎么跟主管谈薪水的文章。她全部看完了，还做了笔记。

张承翰，三十一岁，软体工程师。他的手机里有四个待办清单App，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分类叫“等准备好再做”。四个App加起来，这个分类里面一共有四十三件事。

蔡欣妤，二十六岁，出版社编辑。她在捷运上已经连续打了第七个喷嚏了。是那种很不争气的喷嚏，不是感冒的那种沉闷感，是换季时候鼻子自己作乱的那种。

郑于晴，二十八岁，会计师事务所查帐员。她在便利商店的关东煮前面已经站了八分钟了。白萝卜看起来很入味，是那种炖了很久表面变半透明的状态。

周宜庭，三十岁，自由接案的平面设计师。搬家那天下了一场很短的雨，大概十五分钟就停了。搬家公司的人把最后一个纸箱搬上来的时候，她签了名、付了尾款、关上门。

许芷宁，三十三岁，国小老师。她的右边肩膀硬了三个月了。一开始她以为是睡姿不对。

吴柏毅，三十五岁，建筑事务所绘图员。衣柜最里面那一层，他已经一年半没有打开了。不是上锁，没有锁。

杨咏晴，二十七岁，科技公司产品经理。她的简报已经改到第十四版了。第一版是上周二做的，整体架构还不错，同事看了说可以。

林彦廷，三十六岁，广告公司创意总监。他的冥想App上显示：连续100天。那个数字旁边有一个火焰的图示，意思是他的连续纪录没有断。

王雅欣，三十八岁，保险公司客服主管。搬了四次家，那个箱子都没打开过。封口胶带上写著“以后再说”四个字，笔迹是她大学时候的，圆圆的，有种她现在已经写不出来的诚恳。

陈淑芬，四十五岁，小学老师兼妈妈。她泡了一壶洋甘菊茶，是她买了三个月都没拆封的那一盒。盒子上的德文看不懂，但有一朵小小的黄心白瓣的花，看起来很安静。

李俊宏,三十二岁,软体工程师。他的闹钟设五个。六点四十五、六点四十八、六点五十一、六点五十四、六点五十七。

阮秋梅,四十岁,公司里做了十二年的行政助理。公司尾牙那天，特奖抽到她。她坐在会议厅第三排，手里捧著一盘已经凉掉的虾球。

张慧君，三十四岁，平面设计助理。她的LINE里有一个群组叫“大家庭”。群组建立于五年前，当时她表妹结婚，家族长辈为了方便通知喜宴细节。

林柏翰,二十九岁,广告公司企划。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量体重。这个习惯已经维持了六年。

周佩蓉,三十三岁,会计师事务所的助理。她的办公桌抽屉第二层，最里面那个角落，有一包黑糖饼干。那包饼干是她两个月前买的。

蔡雅文，三十六岁，出版社编辑。她写那封信写了三个月。不是情书,是道歉信。

黄淑美,五十二岁,单亲妈妈,做了二十年的早餐店。她感冒到第三天，状况还是没有好。不是那种小感冒，是那种全身骨头都在痛、头重到像被人按住的感冒。

吴建民,四十一岁,保全公司的中阶主管。他那天清晨五点半就起床了。不是自己要起，是他睡不著。

林欣怡,四十三岁,公关公司副总。她的手机相簿里有三万两千张照片。不是夸饰,是她昨天晚上翻到设定页面看到的数字。

罗佩玲,二十七岁,加护病房护理师。她下班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二十分了。台北的街灯照在她的白色护士鞋上,那鞋已经半透明了,她忘了上一次换鞋是什么时候。

陈美惠,三十九岁,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深经理。她已经忘了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。不是夸张。

郑文雄,四十五岁,保险业务主管。他是公司里那种“永远不会说放弃”的人。业绩掉了他加班、客户跑了他重新拜访、年轻同事学不会他陪著练。

郭淑贞,三十六岁,外商公司行政主任。那天她在公司停车场的自己车子里,坐了二十分钟没有发动引擎。下班时间是六点,她走到停车场的时候是六点十五分。

李婉瑜,三十一岁,出版社编辑。她的手机通讯录里有一个备注写著“别打”的号码。她在那个位置上停了很久。

张志成,五十岁,自由接案的翻译者。他一个人住在一间老公寓,租了八年。那间公寓有一些小毛病，热水器偶尔跳电、厕所的水龙头会滴水、客厅吊灯的灯泡大概每六个月要换一次。

黄亭萱,二十八岁,UI 设计师。她的电脑桌面有一百四十七个档案。她知道这个数字是因为她昨天晚上算过。

吴俊德,三十五岁,国中国文老师。他种的那盆薄荷死了三次。第一次是去年春天。

方雅琳,三十四岁,会计。她肚子里装了一句话,装了三年。那句话不是什么大事。